Site Loader

皮尤研究中心此次发布的《新兴国家人民幸福感水平紧追欧美国家》(People in Emerging Markets Catch Up to Advanced Economies in Life Satisfaction)属于其“全球态度调查项目”(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)的调查报告,对于该项目外界一直不乏质疑的声音,认为它美化了中国民众对政府和现状的满意度,也美化了中国人对未来发展的信心。就此篇调查报告而言,确实存在一些缺陷:首先,样本量偏小。它的调查覆盖了全球43个国家近70亿人口的基数,总样本量只有47643份,中国总人口13.40亿(中国国家统计局,2011)样本量仅为3190份;其次,调查对象主要是城镇人口,而没有涉及农村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就曾质疑,皮尤中心调查的可能全是城市人口,中国人的“幸福”对世界来说还是个谜。

“GDP已经过时”的言论总是不绝于耳。在中国公共言论中,乃至在政府表态中,“幸福”一词出现的频率急遽增多。那么,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如何?

美国“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”访问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,将自己的生活满意程度以1至10评分,得出幸福指数。2007—2011年,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在15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5位。中国居民认为“生活美满”、“生活艰难”分别为12%、71%。

2012年4月,联合国首次发布《全球幸福指数》报告,比较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,丹麦成为全球最幸福国度,美国排名在11位,中国大陆则排112,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排行均在中国大陆之上,香港地区排名67,台湾地区排名46 ,更位列亚洲第3。

央视基层调查“你幸福吗”曾引来众多网友调侃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满意度并不高,甚至与高歌猛进的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呈现强烈的反差。

荷兰鹿特丹大学教授鲁特维恩霍文,创造了一个包括国家等级在内的世界幸福数据库。他按照1—10的标度,对中国国民幸福指数的三次调查显示,1990、1995、2001年分别为6.64、7.08、6.60,呈先升后降之势。一个稍早的研究也证实了中国人没有更幸福的观点。2008年5月《幸福研究》刊登的中国1990—2000年调查报告也显示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里隐藏的悖论——中国人腰包越来越鼓的同时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喜悦,几乎每个收入阶层的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都有所下降,觉得自己“非常幸福”的比例从28%下降到12%,对自己生活满意的从73%降到65%。

2012年,美国经济学家查德伊斯特林在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》发表《中国的生活满意度:1990-2010》(Chinas Life Satisfaction, 1990-2010),引用大量的数据分析,指出在1990—2010年20年问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中,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没有明显上升,而是呈现一个“u”形。1990—2005年前后,生活满意度呈下降趋势,2010年恢复到了略低于1990年的水平。

传统经济学认为“幸福是一个以收人为变量的简单函数”,现代经济学也构建于“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”的核心命题之上。似乎绝对收入、绝对财富的增加就意味着更高消费水平和更为幸福的生活。然而,这一绝对收入决定幸福水准的“黄金法则”在1974年被伊斯特林的“幸福悖论”(Happiness paradox)所打破。他在当年提出一个重要命题,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。

“幸福悖论”的早期验证体现在20世纪六、七十年代的美、日等发达国家。20世纪70年代以前,盖洛普对美国“幸福”问题的民意调查显示:“非常幸福”的人数比例在20世纪50、60、70年代分别呈现显著上升、下降、稳定之势,与GDP的上升趋势反差明显;同期日本人均收入增长了6倍,但国民幸福程度却无明显变化。

当然,GDP也没有那么糟。以此次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来看,崛起中的亚洲国家其实是发现了发达国家数年前就存在的迹象:金钱——以及靠金钱买来的东西——可以带来幸福感,至少可以由此获得满足感。这是因为,从经济水平的宏观观测角度,发达国家的社会行为模式趋于稳定,相对于民众有增无减的幸福感预期,宏观水平的提升对民众个体的生活并无实质性提高;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,市场和经济活力上升的潜力较大,就业和福利的相对变化空间非常大,这种变化在短期几年内就会出现,会激发了生活态度转变。

如前文所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近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期中,中国人均主观幸福指数并没有随着财富同步高速上升,反倒有所下降。似乎也是对“幸福悖论”的验证,但中国的“幸福悖论”有其独特性:中国撑起了“世界半边天”,但这个经济总量上的巨人,却是人均财富分配上的矮子、国民生活质量上的侏儒。

根据瑞信银行公布的全球财富报告,中国2014年人均财富达到2.13万美元,这一数字与2000年的0.56万美元翻了几乎两番,
更多精彩尽在这里,详情点击:http://31jg.com/,意甲乌迪内斯但还是远远比不上全球水准,全球个人财富净资产的平均值达5.6万美元。作为判断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,其数据的参考作用更为明显。一般而言,当基尼系数处于0.4以下,意味着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较合理。如果基尼系数高于0.6,则意味着社会贫富差距悬殊,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极不合理。根据数据显示,1978年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仅为0.18,截至2010年,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已然达到0.61,首次突破0.6的高风险数值,代表了社会贫富差距极其严重。

生活质量方面,经济学人智库(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)2013年曾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“最佳出生地指数”调查,看哪个国家能够为人们健康、安全的生活提供最多的保障。瑞士以8.22分居首,中国香港跻身前10位,中国大陆得分为5.99,排在第49位。据报道,在这份榜单中,各地生活指数取值的高低来源于各地民众对幸福程度的主观感受。

这里还要提到一个重要的“生活指标”——“人类发展指数”(Human Development Index,简称HDI),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《人类发展报告》中提出,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泛、影响最大的衡量人类发展的工具。中国HDI排名一直不高,在最新的“2014年度人类发展指数”中为0.719,在187个国家中排名第91位,虽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,在1980年的0.407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进步,年平均增长率为1.7%。但中国的提高主要驱动因素来自收入方面成就,而非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成就。如2012年在剔除收入指数后,中国的HDI排名下降了5位,由101位下降为106位。

yabovip2018

发表评论

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